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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 发布日期：2016-06-03

父亲陈兆祦：档案学者的一生

作者：故土

　　本文作者系陈兆祦先生之子，顾土为其笔名

　　4月9日晚，忽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赶到医院时，他已不省人事，当夜23时，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从发病到溘然长逝，前后也不过3个小时。望着父亲安详的脸庞，我回想起他坎坷的经历，更思念起他勤奋的一生。

　　陈兆祦先生(1931-2016)

　　1931年11月，先父出生在嘉定县娄塘镇，嘉定当时属江苏省。我的曾祖父是前清的秀才，屡考举人不中，就在家乡办起了私塾。祖父原本有不少田产，又在上海几家大企业做过账房先生，所以家境富裕，但祖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后，家道中落。祖母出身普通农家，目不识丁，曾在祖父家中帮佣，后来便成了祖父的续弦。在我父亲的回忆里，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他儿时“拽着母亲的袖子，而母亲肩背沉重的白色包袱，搀扶着病中的父亲，辗转于江浙一带，一直在逃难中度过”。

　　日军投降，江浙光复，父亲随祖父母迁回娄塘镇，就读于镇上的中光中学。两年后，祖父病故，此时家里已经一无所有，祖母只得外出帮佣，父亲也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读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就是因为他想早些毕业，赶紧找一份稳定的会计工作，支撑门户。

　　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书时，正是家境和国事日益艰难之际，父亲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1950年4月，父亲被调入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不久，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分署办公，他又被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档案资料科。

　　195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工作训练班，而人民大学正好有一个独立于各系的专修科，于是，在专修科下就设立了档案班。父亲从上海被选来学习，1953年专修科取消，档案班扩大为档案专修科，父亲从档案专修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55年档案专修科升格为历史档案系。在这里，父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档案学建设和档案教育事业。

　　档案学科和档案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人民大学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中称先父为“新中国档案学科和档案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父亲他们这一代档案学者、教育家尽管是新中国最早接受档案教育的学生，但同时也是新中国档案教育和档案学科的开创者和拓荒人。

　　1983年陈兆祦先生(中)为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档案管理专业命题

　　1952年人民大学开办档案班，与当时学习苏联密不可分。在苏联，档案管理归属内务部，苏联内务部派到我国公安部的专家里有一人就是档案专家。而公安部只管自己的档案，不负责全国，于是认为“不对口”，便向中央反映如何发挥这位专家之长。中央派曾三处理此事，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共中央的档案都归秘书处管理。曾三借此机会对全国的档案工作进行了一番调查，并向中央报告，建议创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曾三还提出，档案工作首先要培育人才。

　　1952年11月，父亲来到人民大学西郊校园学习，翌年又搬进城里的校园“铁一号”。“铁一号”是铁狮子胡同一号的俗称，这里曾是清末的海军部和陆军部，民国以后是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府，以后又是总理府和段祺瑞的执政府，如今是著名的历史文物。当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后，这里便改为三号。我家一直生活在“铁一号”，先后住在红一楼、红二楼，最终在红三楼，整整度过了64年，父亲在这里，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铁狮子胡同1号主楼

　　新中国初创离不开苏联专家的扶助，仅人民大学先后就曾有近百位苏联专家任教。上世纪50 年代初，苏联专家米留申曾为新中国起草了档案保管期限表，开始有150多条，数年后又增加到340多条。父亲阅读了最初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后，曾写下长篇心得，交给了当时正任老师的王明哲，深得王明哲的赏识。王明哲离休前任中央档案馆馆长。

　　父亲对苏联专家的精心培育念念不忘。他生前多次说过，其实，苏联建设中优秀的那部分，比如讲究规章制度等等，我们都没有学到手，相反，一些不好的地方，却学了过来。以档案保管期限表为例，苏联专家帮助制定后，中国方面一看，头都大了，怎么这么多、这么复杂，根本无法实现。结果，最终没有施行，至今仍是遗憾。苏联专家还特别强调，公布档案务必注明来自哪个档案馆，什么全宗，第几号第几卷，以便别人查阅;如果无法共享，别人不相信，就会大大降低可信度，终成无用功。

　　父亲毕业后，裴桐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在人大任教，后经上海市委办公厅同意，他从此落户北京，成为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教员兼实验室主任。在人大任教后，父亲不但忙于教学，还开始研究档案学理论和档案教育方法，1962年编著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学教材《档案管理学》，而母亲也编写了《文书学纲要》。虽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相继而来，但父亲总能将所有的外部影响化为档案工作和教学的实践，因为档案无处不在。

　　陈兆祦先生主编的《档案管理学》

　　困境中的生活与思考

　　就在父亲的教学和研究有了起色时，文革爆发。我的祖母，这位一生困窘的帮佣，早在土改中就被划为地主成分，1966年被勒令遣返回上海嘉定老家，回家乡3个月父亲就接到嘉定公安局电报，称她在娄塘镇“自杀”，年仅59岁。而我父亲在丧母之痛中，天天于运动中度过，母亲被作为“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遭到长期关押，我们兄弟三人都被送往亲戚家暂栖身。

　　1969年，人民大学多数教职员工被下放江西余江县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父亲是第一批，母亲与我们随后也带着迁出的户口，赶往那里会合。父母在刘家站打石头，我们兄弟则在信江之畔的锦江镇居住，一个季度准许探亲一次。那年我12岁、哥哥13岁、弟弟9岁，在井中打水、挑水、做饭、洗衣服，自己照顾自己。父亲每天拿着凿子、锤子在石头上开沟，一天下来累计大约有上万锤，后来又去伙房当伙夫。

　　一次，我骑着自行车，穿越树林、山丘、江河，赶了50多里地去看望父母。原来父母相距很远，父亲和冯其庸先生等人同屋。父亲种的南瓜连当地老乡都赞不绝口，纷纷跑来参观;而冯先生除了干活，就是读书，还带了个相机拍照。冯先生告诉我，他出身农家，少年时白天耕种，晚上躲在蚊帐里，点个油灯捧读，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父亲与冯先生的劳动成绩，让我对当时盛行的所谓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说产生了疑问。

　　1970年底，余江县流行肝炎，父母就让我领着弟弟前往浙江湖州姨外婆家暂避，但他们却不能请假离开江西。当父亲在鹰潭火车站与我们告别时，我在缓缓启动的列车上，回首望去，只见他脚穿胶鞋、手持油布雨伞，孤独地伫立在月台上，一脸愁容。

　　父亲在五七干校一干三年多，林彪事件后才回到北京;而母亲因为心脏病在江西被误诊，回到北京没多久就半身不遂，父亲精心照顾她整整10年，自己因此还学会了各种相关医术。人民大学被撤销后，父亲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当时的理由是图书与档案有共通之处。

　　在北师大图书馆，他被任命为采编组组长。这个采编不是报刊里的采编，而是采购、编目。他那个组里都是些拥有多门外语功底的老先生，有人还会拉丁文，一位贾先生懂俄、德、英、法几国语言，还教了我一年的日文。

　　因为所谓历史问题，他们只能在图书馆里窝着，以他们的年纪而言，也只能编目，于是，采购就成了我父亲的专职。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的内部读者服务部，是他每周三和周五的固定工作。他们这一代档案学者，都写得一笔好字，工整清秀，处理事务更是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别看他在那里只是图书采购员，可格外敬业，每张发票的后面都会附上采购原由、书店有关店员的名字。如此精心周到，也让北师大一些老师特别信任他，托他代购内部发行的书籍。

　　启功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图书馆找我父亲，当他的《诗文声律论稿》终于出版时，特意送我父亲一本。父亲打开书，见是手写影印本，“啊”了一声，启功先生忙解释，这是陈垣校长在世时的意思：“既然你书法好，何不手写，书文一并问世。”

　　启功著《诗文声律论稿》

　　为这样一位父亲而自豪

　　吴宝康是人大档案系第一任主任，先父是第二任。在恢复人民大学的呼声中，父亲曾联合其他6位教师向有关部门呼吁同时恢复历史档案系。之后，他与吴宝康又一心创办档案学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受苏联历史档案学院的启迪，他们和国家档案局领导都有这个想法，国务院也已同意，后来因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只得搁置。

　　1987年，陈兆祦先生(左二)与吴宝康先生(左三)在承德参加全国第二期档案学研讨班

　　文革后，建立档案学院的提议再次获得国家档案局的支持，虽然当时经济还处于调整阶段，不能建立新项目，但有关部门依然拨出了400万元和9000平方米房屋的基建指标。我父亲随人民大学的张腾霄校长专程去北京大兴查看地址，打算将档案学院建在那里，可当时档案系的教师都嫌路程遥远，再加上大兴地点的地质又不好，不能建高层，最后只得折中将档案学院仍设在校园内，由人民大学和国家档案局共建。

　　1985年，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发文《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其中提出要把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办成我国高等学校档案学教育与档案学研究的中心，成为培训高等学校档案学师资的基地”。这一目标，在我父亲主持档案学院时就已实现，人大档案学院的地位至今无可替代。

　　在他的主持下，《档案学通讯》问世，这不仅是档案界第一个学术刊物，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权威刊物;而档案系获得档案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在他任系主任期间，也终于如愿，一批批档案学研究与教学人才走向全国各地。

　　1985年人大档案系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纪念(右五为陈兆祦先生)

　　父亲对祖国对社会的责任担当，更体现在他对档案事业的一片钟爱之情中。在各地媒体报道父亲病逝的消息里都提到，他生前不但致力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而且始终关心全国的档案工作，多次投书《人民日报》，对档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表见解，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的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开始清理、销毁文革期间形成的档案里的假证、伪证、污蔑不实之词，即所谓整人的“黑材料”。但父亲从维护国家历史的高度和尊重档案原则出发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尽管是造假，是不实之词，但档案本身却是真实的，是文革期间形成的真实档案，对研究文革历史、全面了解文革、保存文革档案具有重要价值，不可随意销毁。

　　前几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档案“数字化”，但他认为，“数字化”的前提是利用，如果不加利用的档案，何需“数字化”?“数字化”最好有选择、有标准。他注重档案所有权，曾呼吁严格区分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权限。改革开放以来，他一再期盼档案工作者破除封闭观念，开放档案，全面为社会利用服务，认为对档案工作而言，利用才是第一位的。

　　《文件与档案》《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基础》《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档案工作基本知识》《简明档案学词典》，还有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撰写的档案学辞条，这一部部著作、一篇篇论述，倾注了他的所有研究心血。其中的《档案管理学》，曾一版再版。据人民大学介绍，在主持档案学院工作期间，他以开放的视野，推动档案学研究、档案教育走向国际化，推进国际学术交流、介绍世界当代档案工作和学术发展，特别引同行瞩目。

　　1985年，陈兆祦先生(前排右四)与来访的英国档案工作代表团在香山饭店合影留念

　　这让我想起，父亲曾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利用探亲的机会，自费在美国各地考察档案工作，与不同的档案管理者交流，仔细研究美国的档案管理，还买了一个沉重的档案柜回来，并在报刊上发表研究心得。1992年他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第五十六届年会上发表《中国的档案教育》，在国际档案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有的国家的学术刊物还转载了他的文章。

　　父亲与世长辞后，悼念文章不断。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著名档案学家冯惠玲教授写下《细雨闲花处，杳然天界高——怀念恩师陈兆祦先生》一文，从各个方面总结先父一生的贡献，称父亲是人民大学档案学科的创建功臣、中国档案学界的奠基学者、言传身教的儒雅贤人，认为他是“文件中心中国化”的首创者、“大文件”概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

　　人民大学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也对父亲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严谨治学，促进了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他言传身教，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以丰硕的学术成果、强烈的事业心、独到的远见卓识和优秀的管理能力，为中国的档案学科和档案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看着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读着一句句凝结着真切情思的评价，我深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