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汉中

 

      我国档案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老一辈学者创建起来的，其历史功绩不容低估。我国的档案工作者均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他们一手创建的档案学体系。我也曾有幸亲耳聆听过沈永年老师、赵惠丰老师、曹润芳老师、冯惠玲老师的精彩课程，是他们将我引进了档案学的殿堂，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当年所买的人大版档案课程的教材现在仍然放置在我的书房的显要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重新再读这些教材，以及重编再版的教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丝陈旧、老化。而新一批的人大档案学者却并没有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是在原体系下不断地补充新内容，导致一版、再版的教材，不仅未能有所进展，而且使得原教材成为庞杂、混乱的百衲本，已经难以成为指导档案教学和档案实际工作适用的理论教材，走出“人大语境”，重新架构档案专业教材的体系，应是当务之急。同时，在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后，各高校档案专业开始走向成熟、壮大，并各自具有了自己特色和优势，全国档案专业本科教育长期沿用一套教材显然不利于档案专业的全面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担任《档案学概论》与《档案管理学》的教学任务，特别感受到人大版的《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两门教材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档案学研究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档案学概论》与《档案管理学》中的“档案”主要是党政机关产生的文书档案。在近几十年中，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工作从党政机关扩展到了社会其他领域，档案的种类急剧增加，而且都各具特色，在管理上有不同的要求。档案载体也由单一的纸张出现了多元化的变化趋势。这就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作出理论回应，从更高、更广泛的视角去审视档案现象。

      档案工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档案学概论》主要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点和认识，在以后的多次重版中虽进行了一些补充，但原有理论框架中的诸多缺陷，无法用修补的办法进行完善，特别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在新世纪的信息化社会、市场经济化、管理技术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背景下所出现的新问题未能深入涉及。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背景之下，结合档案管理实践和档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完善和补充。

      教材的更新未能适应教学层次的发展。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档案专业教育从专科、本科教育发展成为一门有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教学的学科。但在教材上却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出现高职高专、自学高考、全日制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中均用同一教材的现象，没有拉开教学内容层次，缺乏针对性。

      教材内容存在陈旧老化现象。《档案管理学》因为其大部分内容与其它学科重复较多，因而被架空，在档案管理大量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情况下，其以档案馆手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教材体系已严重滞后，而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是在大专院校、大机关、企业、公司就业，课程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两套教材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均用大量的篇幅对现有法规、标准、规范性文件进行解读，缺乏理论的前瞻性，从而降低了教材的理论指导意义。

 

      以上问题的出现已有时日，而且越来越严重，可人大人身在此山中，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陶醉“至今仍受广大读者青睐”之中，靠人大人自己来改变这种现象显然是不能指望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教学的资源主要集中于人大档案系，在档案学界，从大档案系仍然具有话语霸权，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改变。走出人大档案系的光环和阴影，在档案学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才能迎来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