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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全太 吉志新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提出我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理由,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内涵以及对档案学发展的意义,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疲软的原因。提出了应该从理论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去衡量档案学理论是否具有原创性。

　　关 键 词　档案学 原创性 理论研究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都是在通过“借鉴”的方式在维系着自己的延续性，这是发展型理论建设无法回避的，也是最简便的一条路径。但是，这种借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对象，先是20世纪初的欧美，继而是20世纪中期的前苏联，再是20世纪后期突如其来的又—次与欧美的“遭遇”。正是这最后一次的遭遇，西方“历时性的话语系统”以“共时性”的特征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甚至泛滥，几十年的话浯仅用几年的工夫就进入我国。一个时期内，外来话浯方式畅通无阻，甚至逐渐内化为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倾向。对于—个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那可就要出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着不论时空是否变化都存在着不变的档案学理论。因而，当我们看到 国外的档案学新理论时，不知不觉就把它引了进来。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界对这种思潮有了—定的察觉和认识，意识到改变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着手付诸研究中，有很多的档案学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我国档案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并把白己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融入到这—伟大的实践之中。这就是笔者认为可以提出档案学理论原创性问题的理由之一。新世纪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在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会有一定的发展，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内涵以及对档案学发展的意义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档案学理论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作原始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 这个定义实际提出了我国档案学理论原创的两大发展趋势：其一，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自己本国特色或档案学研究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目的的原创档案学理论，这里“原创”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其二，立足于档案学科建设的、相对于其他学科的、以追求档案学科独立性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原创，这里的“原创”应理解为档案学“独特的”、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我国档案学的原创性至少应体现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创造性，指的是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拓展了原有研究对象的范围，并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范式；形成了新的话语方式和表述方式；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新的概念、范畴、体系和观点等。其次是指引性，指的是新的研究对象、范式、思维方式和命题的表述方式等构成的命题框架和方法论，成为同类研究的起点，并为某—阶段、某些问题的讨论定下了一个基调和方向。
　　原创性研究对于中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为中国档案学界彻底摆脱一切都照着西方说的困境起到积极的作用，至少是能在档案学领域内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和观点，具有与国际档案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使中国档案学成为世界档案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以此影响世界档案学的发展和研究潮流。其次，有利于中国档案学民族化和本土化，任何—个国家的档案学，都应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总结本民族的经验，具有本民族的特点。我国档案学的建设，要呈现出民族性特色，人们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有独特文化意蕴的中国档案学传统，站在时代的高度给以重新阐释和建构。进而在对中国当代档案学的独特的发展规律和活动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建立起中国档案学自身的知识体系的理论架构。这都要靠创新来完成。再次，有利于促进档案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家知道，档案学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档案学还面临着学科不强的困惑。虽然20世纪20年代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档案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档案学 却没能像其他学科的发展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业内人士的冷落和轻视。档案学的处境步履维艰，备受冷落和歧视，这已成为理论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档案学本来应该是“顶天立地”的科学研究，却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可谓空中楼阁；是档案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总是照着别的学科拾人牙慧。 进行档案学理论原创研究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2.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疲软的原因
　　2.1档案学理论原创的思想文化困境。
　　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的“全盘西化”。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军事上不断地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从此跌人了被人奴役、被入蹂躏和被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这炮声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转向西方发达的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妙方，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渐渐的在心理上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这种崇拜之情更加强烈，从而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给学术界的“全盘西化”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对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学术界的“全盘西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一切西方的东西(宗教除外)都是科学的，只有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切的科学只能向西方学习了。将中国文化的振兴寄希望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便油然而生，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派和文化思潮真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文化“失语症”由此而生。档案学也不能例外，整20世纪的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走的是从西方引进之路，在理论上，许多档案学研究还只是一种“照着说”的研究，照着西方档案学理论的体系言说，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西化了。西方档案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几乎成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不少人总是在里面打转转，跳来跳去就是跳不出来。最糟糕的情形是：用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理论来阐述和解决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这种解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的危险，在有些情况下，它一开始就注定了问题的不可解决性。按照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说，缺少独立的属于档案学学科研究独有的方法。许多档案学研究者对相关学科某一流派的观点、结论十分信服，而且轻车熟路，然后把结论拿过来，作为寻找解决档案学问题答案的大前提，通过三段式演绎推理，很容易地得出新结论、新观点。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先是追随西方的，学科外的各种思潮，再就是将各种各样的思想拼合或整合一起，然后作为自己反思、检讨的独立或依附性的基础。对西方的“质疑”是在内外两种动因的驱动下启动的：一是西方文化本身面临的困境，多元的价值取向暴露出局限性，西方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二是借着西方人的反思，我们也趁机把目光转向“传统”，但是，这一“转向”包含着很复杂的心理成分。档案学理论原创建设，首先要“摆平”的就是中西这两股或此起彼伏、或聚散不定的“潮流”。
　　2.2档案学理论原创的心理困境。
　　工业化社会以来，世界文化冲突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柱的对抗形式出现，在这个较量过程中，在两种文化接触、交流和碰撞的时候，落后的一方，出于自叹弗如人的心理和希望在尽快的时间内迅速赶上他人的急切愿望，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别人。模仿作为—种特殊的学习手段，有着一定的价值，有意识、自觉的模仿要比无意识、盲目的模仿有意义。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最低级的学习手段，因为国情不一样，别人的东西决不是通过模仿而能对自己完全适用的，至于全盘模仿，更是十分愚蠢和注定要失败的。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档案学传入中国的历程中，客观地说部分有识之士也做过一些民族化的努力和尝试，同时也有过国粹派和本位文化建设的喧嚣，但应该说，从学欧美到学前苏联再到学美国，—边倒的多，引进模仿的多；借鉴融合的少，创新转化更少；主要的倾向是模仿，这在早期对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多年来，我们在总体上始终没有突 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这就给我国档案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后果。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在科学技术层面“示弱”，文化示弱导致心理的示弱。从另一个方面 讲，生存的本能和民族的自尊却又在强势文化的威胁和压力下积聚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就是在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文化对抗，是面对优势文化而不甘示弱的—种心理反弹。同时，“西方的衰微”和发展困境在—定程度又变成了确立民族自尊心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心理示弱会导致简单的思想外来“移 植”，同样，盲日的心理乐观再加上“述而不作”的文化创造惰性，往往又避免不了简单的传统“移植”，这两者对档案学理论创造和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2.3“问题意识”的不足和“问题性”的薄弱。
　　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①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 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更重要的是，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都与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关。如果问题本身是有效的，那么它一旦被提出来，就昭示了它在有效的程度和范围内被解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提出正确问题本身已经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反之，如果问题本身是无效的或者是虚拟的，那么不可解决性就成为该问题的必然结果。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在档案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地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它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他人，是由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而又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 人或传统的问题发生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即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创造的开端?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显得原创性不足，原因之—在于它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 首先，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科的问题”。其次，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
　　—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个有足够“问题性” 的问题，必定是—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它既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实践的问题，而是在两个维度上互动关联中产生的问题。衡量—种档案学研究是否具有原创性，要看它是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既是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的前提，也是它的基础。
　　2.4档案学理论研究者实践精神的缺失。
　　当下—部分研究者的口头禅是要急于建立所谓的“档案××学”或所渭的“××档案学”，他们非常想发现新领域、新理论等来填补档案学的空白，争当开拓创新的先锋，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极少有人愿意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为某个“档案××学”埋头研究几年、十几年。不去关注时下社会状态，不去投身档案工作改革的伟大实践，躲进书斋里闭门造车，自得其乐，必然导致一部分档案学研究者的实践精神丧失。我们认为不管是问题意识的缺失，还是实践精神的缺失，它们都共同体现了档案学研究具有“一强—弱”的特征，那就是依附性强(依附西方理论、依附其他学科)和原创性弱。在这里谈论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的实践精神的缺失，无疑是自我揭短，向世人展示档案学理论界的不足。但我们认为真诚比虚伪好，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只是—味地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就无法超越自我，也就无法开拓创新，更无从谈起在世界档案学占有—席之地。当世人有感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声疾呼的时候，档案学理论界是否也应正视当今自己存在的诸多不足，大喝一声，醒来吧，研究者。
　　3.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的标准
　　3.1理论标准。
　　理论研究原创性的特点和标准是什么呢?它包括： 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或者拓展了原有研究对象的范围，并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形成了新的别人无法代替的言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上述3者为基础，提出了新的问题、概念、范畴、命题和观点。表面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原创性，但细究起来，它们只体现了其中的“创”的内涵，那么“原”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视角、思维方式、命题的言说方式等构成的论述框架与范式，成为同类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为这一逻辑起点预设了一个“问题域”，使紧随其后的研究都不得不从这一点出发，或者不得不在“原创者”所设定的“问题域”内发问。虽然这个新的框架的范式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而受到后继者的批评和责难，但是即使这些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框架的范式是他们研究的必经之路，绕是绕不过去的，上述标准是档案学研究的“理论标准”。它指向“理论的革命”和“科学的革命”，并且普遍适用于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教育学研究等人文科学研究。
　　3.2实践标准。
　　衡量档案学研究是否具有原创性除了理论标准之外，档案学研究的原创性还有自己的“实践标准”，它体现了档案学研究原创性的“特殊性”。档案学理论创造或创新除了文化、理论、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还必须立足于同一领域的社会实践——且又回到同—领域的社会实践中去。具体表现在：档案学研究能够转化和运用到具体的档案实践中去；它激发了档案工作者的变革意识和变革愿望；它改变了档案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其形成更科学更有效的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参考文献（略）
　　（作者：郑全太，河北省昌黎县，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图书馆，吉志新，该院农学系，邮编：066600）

　　本文原载《档案学研究》2005年第3期，本网站转载日期：2005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