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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强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20世纪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档案学不断学习西方，寻求中国本土化，形成中国原创性理论的历史。

　　[关 键 词]档案学理论　本土化　原创性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学东渐”是一个明显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学，就是这种“西学东渐”的产物。作为近代来自于西方为数不多的学术“舶来晶”之一，这种带有异域特质的档案学要“落户"中国，它在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基础对接时，不管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整合的过程。于是，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档案学本土化”过程。在中国档案学史上，无论是初期的档案学制度化阶段，还是后来的档案学发展阶段，就是到了今天的档案学学科变革与重构阶段，作为“强势”档案学的西方档案学都一直在影响着“弱势”的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中国的档案学不得不在不断吸收借鉴西方档案学的同时，也不断地对西方档案学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造，以达到形成自己原创性理论的目标。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档案学不断学习西方，寻求中国本土化，形成中国原创性理论的历史。
　　一、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就是在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本区域的传统文化、现实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建设对档案学发展的影响，正确反映本区域档案实践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到我国来说，本土化就是要根据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背景和档案工作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档案学基础理论并建立起有本国特色的档案学应用理论，突出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和继承性。如来源原则作为档案管理基本原则，其创立先后经过了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德国的登记室原则、英美的“组合”思想、德国的自由来源原则到前苏联和我国的全宗理论，每一次丰富和发展，都融入了各民族的特色，也正是这种来源于本土的民族特色，使得来源原则更富有魅力，其影响经久不衰，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支柱。因此在借鉴和吸收西方档案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如果忽视了这个根本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档案学研究上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民众价值取向的不同，档案实践活动在各个国家也是不同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各具特点。但不管怎么说，外来先进理论与本国实践的结合并能成功的指导本国实践，本土化这个基本要求是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外来先进理论的超越地域性，超前性，这是理论的自主性所具有的属性，本土化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本土化本身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档案学的知识，并对它们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应用转换，以求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次是立足于本土社会，将国外的档案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档案实际中加以应用，将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特性融进档案学研究之中，以解决中国档案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第三是在对国外的档案学理论方法和中国传统档案学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档案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以达到中国档案学学术上的自立。目前在我国档案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许多西方档案学理论已经在中国扎根，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中国档案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形成档案学的中国学派，使中国档案学在世界档案学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能够引领世界的研究潮流。这也是中国档案学本土化最根本的目的。
    当前，可以用以下几个标尺来衡量我国档案学本土化的程度：第一，是否建立了一整套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档案学概念。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及其环境有许多自身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档案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使档案工作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交织。这些特点是现有西方档案学概念和理论无法给予准确描述和解释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以西方档案学的概念和理论为借鉴，进行新的综合与创造，从而建立起若干能够准确描述、分析与解释中国档案现象的理论和概念；第二，是否确立了档案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门学科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程度是判别这个学科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以及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中深浅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档案学具有综合性强、现实性强、实用性强等三个明显的优点，理应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只有充分发挥档案学在社会信息管理方面的优势，扩大档案学在社会中的应用面，档案学本土化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第三，中国档案学流派是否在世界档案学界产生了影响。世界的档案学体系可以说是由各个国家的档案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都在以其独特的内容与风格相互发生着影响。如果某个国家的档案学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就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国家的档案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内容与风格。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档案学能否形成自己的流派并在世界档案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更是衡量档案学本土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原创性
　　“原创"，作为一种原初性的创造，意味着回到最初，回到起点，回到本原，追根溯源。“原创，其贵在原，其精在创。原是原生态，是首创，是独此一家；创，是创新，创造。”①“原创性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它源于学术的本义”②。“原始性、创造性、指引性是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三大特点”③。档案学研究的原创性至少包含着二重意蕴：一是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不断地回溯到关于档案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从中生发新的思想亮点和原创性档案学理论的生长点，而不是避重就轻，从表层着手，轻易地展开新理论的建构，即以一种历史视野之中的谱系学的研究方式去思考。任何新的有价值的创造，大都是基于对历史、传统、经典的尊重与充分发掘，都是累积性的发展与创造，而绝非绝对的“零起点”，没有深厚的相关历史与传统的理论资源的累积，单凭某种逻辑的、智力的组合，这种创造性就因失去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显得轻薄。回顾近20年来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当我们翻阅档案学的专著和期刊时可以感到，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都是那些务实探索档案学基本理论与实践，积极回应档案学的基本问题的论著。二是回到档案实际，不断地探询现实档案管理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对档案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做出深入而切实的回应。从而“使理论研究能够转化和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激发实践者的变革意识和变革愿望；改变实践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其形成更科学更有效的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④。
　　笔者认为，我国档案界对原创性研究的渴求，首先来自于那些长期得不到真实解决的重大档案问题和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档案新问题。事实证明，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尚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正在流行的许多档案现象；现有的“档案建议”等还不能成为现实地解决重大档案实践问题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我国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和重大档案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一大批原创性研究成果，依赖于由这批原创性研究提供的新理论体系和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案。只有创建新的理论体系，用新的概念、研究范式和原理令人信服地揭示我国未来档案管理形态、功能、管理模式和在我国造成“馆藏利用率低”、“文献资源难以共享”、“馆际合作无法开展”等档案现象的深层原因，以及保证档案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这些档案事业上的老大难问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才能为解决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档案新问题，如现代企业档案工作问题，档案中介机构问题，网络环境下数字档案的设计和应用问题等提供思路和方案。总之，档案学原创性研究对于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和原创性品质的提升
　　1.努力扎根时代，把握现代档案学实际，回应档案实践的深层问题，与此同时，在把握自身问题的基础上追求有价值的档案学理论创造。植根时代与档案学实际，从中化育良好的档案学问题意识，这是档案学学术原创性的根基之所在。档案学理论研究需要面向时代，面对现实，对现代档案学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做出富于探索精神的理论解答和回应。在这方面要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处理好国外档案学科研成果引入与本土化研究的关系。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我国在“引入”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今后主要的档案科研力量应适时地转向本土化研究方面。二是处理好理论原创和实践原创的关系。许多研究人员只重视理论方面的原创，而忽视档案馆实践领域中存在的原创性思考、研究和实验，这不利于档案学原创性研究在我国本土的拓展并切实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因此，以开拓性解决档案实际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原创性研究和实验，应是今后我国档案学原创性研究的重要方面。我国档案科研界要想在社会和档案实践中取得具有重大影响的发言权，必须尽快进入到原创导引的时代。
　　2.在与西方档案学理论资源接壤的同时，努力扎根于本土档案学术资源，夯实档案学术的思想基础，深厚的本土情怀与开阔的国际视野相结合。学习和借鉴他者档案思想资源，保持开放的国际视野，尽可能多地给我们的现代档案学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思想支持，这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们今天所依存的整个档案学理论体系而言，我们的理论研究与西方原创性学术的亲缘性实际_上是不可分离的，从发展之初借鉴美国式图书馆学理论为基础，到后来的50～60年代模仿前苏联，而在此之后则以全面效仿欧美等西方的学术思想与学科建设范式为圭臬，如“文件中心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原则”、“来源原则"等等无一例外。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踏踏实实的学习借鉴，依然是我们谈论超越创新不可或缺的功课。对于作为他者的理论资源，我们需要的是“拿来"而不“主义”，开放的国际视野还须与踏实的本土情怀相融合。而作为自身学科的发展与学术空间的寻求的“拿来”，一定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通过对外来档案学知识论问题的反省和对档案学在本土社会发展道路的检讨和探索，使外来理论与本土问题的关系协调、适应、满足后者的需要，并有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3.建立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倡导档案学理论研究多元化的同时，也积极鼓励深入踏实、厚积薄发的创造性研究。社会对档案学理论的需要是多样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不可能是一种模式，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开放、多元、社会化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解释性、整理性、继发性的研究同样重要，它一方面可以收集整理现实的问题，为原创性研究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可以宣传好的思想、理念，宣传原创性档案理论本身。学术的原创性离不开深厚的相关学术资源原创性品质的累积，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土壤的培育。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真正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总是十分稀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为原创性而原创性，简单地定指标，分任务。而应该更多地尊循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建立宽松的学术环境，集中档案学研究队伍和财力，对重大的档案学理论和实际问题实施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尽量减少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简单制作，积极鼓励踏实、厚重的创造性研究，将原创性作为立项和评价档案学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逐步提升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层次。

　　参考文献：
　　①嘉木：《论创新》，《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29日。
　　②陆敏，胡梅娜：《原创性——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20卷第1期。
　　③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年第1期。
　　④石友荣：《试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原创性》，《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卷第2期。

　　（作者：姚志强，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系，邮编：200444）

　　本文原载《档案学研究》2006年第5期，本网站转载日期：2007年01月13日。